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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 | 邱华栋：日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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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选自《芙蓉》2020年第4期 ·
日据时期
作者 邱华栋
1937年，日本人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七七事变”之后的7月28日凌晨5点，日军对北平发起总攻击。次日，北平沦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1937年10月12日，日伪势力成立“北平市地方维持会”，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对于这一改名，南京国民政府是不承认的。同年12月，日本人从香港将曾任北洋时期民国政府内务部长的王克敏请到北京，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在北平中南海粉墨登场，王克敏担任委员长。日本侵略势力不仅扶植了王克敏的北京傀儡政府，1938年3月，他们在占领南京之后，又扶植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南京的这个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遭到了华北日本方面军和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反对，王克敏在4月17日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意思是只有他担任“委员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才是中央机构。1940年，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汪精卫与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一起，于3月30日在南京宣布建立汪伪政权，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将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取消，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日本人侵占北平之后，在1938年编制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带有对北京城市进行总体规划的含义，在计划中提出按照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区，对北平市区的使用采取不同建设方向，在这一计划中，把北平分为日侨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行政区、古都保护区等。从1940年到1942年间，这一都市计划大纲实际实施了两年多的时间，建成了一些城市功能区。日本实施这一都市计划大纲，目的就在于占领北京后，在当时日本的战时体制下，加紧对北平的经济掠夺。他们采取了粮食和棉花等物资的专卖制度，对煤和铁矿石等战略物资进行掠夺式开发和外运。日本人还废除了中国国民政府的禁烟法令，实施鸦片专卖，将吸食鸦片合法化，使得北平当时毒品泛滥成灾。据1943年的统计，当时在北平有30万的吸毒者，超过了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北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贩卖鸦片的土膏店，空气里也弥漫着鸦片的味道。日本还从国内和东北沦陷区向北平迁居了很多侨民。据1941年的统计，在北平的日本人超过了6万人。这些日本人大大挤压了北平市民的生活空间。日本侨民经商办企业、开店铺、放高利贷、贩毒、拉皮条……什么都干，在日本占领军和日伪北平维持会的支持下，将北平作为日本侵略全中国的基地。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人总结了在长春建立日本侨民居住新区的经验，想在北京也实施新的营建计划，这就是《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由来。1938年4月，在日本特务机构的推动下，日本规划建筑师佐藤俊久与山崎桂一合作，设计提出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今天，从《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中我们就能看到，虽然这一都市计划大纲客观上也为北京的城市功能做了前瞻性的规划，也有可取之处，但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的城市建设如何更好地为日本人服务方面，费尽了心机，也做了长期占领的准备。在制定这一都市计划大纲之初，佐藤俊久和山崎桂一就确定，把旧皇城特别是宫城区作为文化名胜区永久保留起来，不做开发。另外，为这个计划做出了三点说明：一、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人口；二、北京都市道路建设不完备，成为经济发展和军事要地的障碍；三、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居住活动区分开，便于更好地管理和统治。《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内容共分九个部分，涉及城市规划的区域划分、新街区的建设计划、不同性质的区域划分、交通设施的计划改造、上下水等公共设施系统建设以及城市防护设施，最后是保留地块的设置等。从城市建筑规划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较为完备的城市规划。规划的地域范围，将北平的内、外城和近郊地区都包括了进来。《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计划的设计思路，朝向未来20年的时间，可见日本人企图长期占领北平的野心。因为日本人一直想把北平变成“支那的东京”。我们看到，日本人把北平定为一个政治中心城市、军事重镇城市和文化旅游观光城市。在这一计划中，预先将北京市的人口上限提高到20年之后，也就是1960年左右达到250万人的规模。另外，这个规划的核心内容，就是为日本侨民建设专门的居住区域，让他们和中国人分开来居住。这个城市规划设计方案是以正阳门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辐射，形成了近600平方公里的城市区域。计划大纲中的基本设想，是把工业区集中在东部郊区的通县（现通州区）。西部郊区的新街区，则规划为专门容纳日伪政府机构办公设施和集中北平的日本侨民居住。在这个位于西郊的全新街区，规划面积约65平方公里，位于公主坟以西、八宝山以东的区域之内，主要是为日本人兴建办公区、居住生活区和商业贸易区，与原先北平旧城之内的中国居民隔绝开，这是《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规划的一个特点。《大纲》中对东郊通县工业区的规划，相比西郊的规划来说就简单多了。在《大纲》中的表述也比较简略，主要是围绕着大运河的漕运系统建立码头，建设新的火车站和仓库，便于工业制成品的原料进出等。1939年，负责承建工作的华北房地产公司在北平成立了。同年10月，日伪建设总署还成立了“北京市建设工程局”，为这一都市计划建设拉开了架势。1940年8月，由“北京市建设工程局”根据1938年11月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都市局”订定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制定了一个详尽的北京都市建设计划方案，还绘制了机密的施工图纸。1940年，这一计划开始在北京西郊动工。到1942年底，在以现今万寿路为核心纵轴线的地区，建成了沥青混凝土路和碎石土路几十公里，规划中的两千幢圆角形、烟盒式日本风格的低密度瓦房，也建成了580多幢。这些房屋的使用者，都是日本企业、警察署、邮政总局、电信电话公司等机构。到1942年2月，入住这一地区的日本侨民超过了两千人，其进度显然令日本人不满意，一是征地遇到了北京老百姓的抵触，进展显得缓慢，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和美国的对垒中节节败退，导致营建进展不能按照《大纲》的计划大规模进行。东郊通县的工业规划区有所进展，在1940年间建成了北京啤酒、华北烟草、大新制纸、北京锻造厂等企业。《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实施还不到两年，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不断失利，在中国的侵略不断遭受痛击，日本人已经无法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继续实施《大纲》了。无奈之下，日伪北平政权在1942年1月宣布撤销“北京市建设工程局”，这也标志着《大纲》的实施陷入困顿，最终停止执行。1943年7月，日本人控制的石景山制铁所发生了流行性霍乱，制铁所的工人死亡人数超过两千，附近的日本侨民进行了疏散。入冬之后，北平实施粮食配给制度，市民日常生活日益艰难，到了12月份，每天在街头倒毙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日本人也离开了北平。现在来看，单就《大纲》的北平都市营建规划来讲，是有些可取之处的。《大纲》中完全绕开北平旧城，另外规划新的城市功能区，这一思路很有可取之处。从城市空间结构来看，在北平西部地区建立新的居民和商贸区，在东部郊区运河漕运地带建立新工厂区，这一思路，是对北平城市空间的深度研究和设计，在实际操作上也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实施时间虽然很短暂，但也影响了北平光复之后的城市营建工作。如关于北京城市功能区的思路，对后来的城市规划是有影响的。另外，东郊通县的工业区建设草草收场，只建成了少数企业，中华民国接收北平之后，在东郊通县区域继续建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的东部地区一直是轻工业企业和重工业企业的集中区域，不能不说在建设思路上，受到了《大纲》的启发。1990年代我曾住在东三环北京木材厂附近，目睹了北京东部工厂区的腾退过程。那时正是东部的企业不断向外搬迁、腾退出工厂原有土地的“腾空换鸟”时期，腾退出来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变成了中央商务区及其延伸区域的建设用地，很快崛起了一片摩天大楼。在城市西部建设新城区，在1950年代，也启发了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位杰出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对首都北京城市空间营建的思路。他们共同提出了一个方案，叫作“梁陈方案”。可以说，《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构思和实施，对我们了解1937年到1945年间日据时期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也有着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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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祖籍河南西峡。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教授的黄昏》《骑飞鱼的人》《时间的囚徒》《长生》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两百余篇。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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